靠着黄博文和提亚哥的进球，北京国安在主场2比0击败了辽宁鸿运，客队的抵抗一度十分顽强，但在下半时不该出现的一幕，却令辽宁队只能带着输球又输人的耻辱离开丰台体育中心。 下半时进入最后阶段，北京国安把注意力放在控制局面上，替补上场的杨昊在后场控球，他刚做了一个扣球的动作，辽宁队的戴琳突然猛扑上来，以一个飞铲将杨昊放倒在地，后者痛苦的捂住左腿小腿倒在地上，看台上的球迷一片愤怒之声。 慢镜头显示，戴琳的飞铲是一个“令人发指”的恶意伤人动作，他的注意力完全在杨昊的支撑腿上，高抬起的鞋底狠狠登在杨昊的左小腿的迎面骨上，而且毫无收力的迹象。 主裁判李誉鸿直接对戴琳出示了红牌，实际上在这次犯规前，戴琳身上已经背了一张黄牌，这记不顾后果的恶意铲球表明，这位国奥队球员的脑子里已经没有了比赛，球队的利益早已抛到了一边，他要做的只是伤人。 值得一提的是，戴琳的这种情绪并非个别，辽宁队本场比赛在犯规尺度的“把握”上，一直在试探裁判。开场后国安前锋郭辉在中场背身拿球时被从背后铲倒，但李誉鸿对这个恶意犯规示意比赛继续，这给比赛的火药味定了基调。比赛中，辽宁队员多次采用杀伤性的犯规战术，一次次的踢向陶伟、提亚哥等人的脚踝。 下半时，国安的陶伟和提亚哥先后被踢“急了”，两人是主队进攻中的重要棋子，每次背身拿球，几乎都有辽宁队的队员从背后贴上来进行犯规，但对这种故意的杀伤性犯规，主裁判李誉鸿的尺度过于宽松，他的黄牌似乎被缝在了口袋里，迟迟不肯掏出。辽宁队王超三次恶意犯规，才迫使他掏出了黄牌，这样的尺度直接导致双方情绪的失控。在多次被从背后侵犯后，陶伟冲向了对方的15号，既然裁判不能给球员保护，被侵犯者的情绪便很容易被导向对手。下半时在边线遭到一次恶意铲球后，提亚哥甚至对对方球员骂出了粗口，从口型看，那是一句北京的脏话，巴西人有些忍无可忍。 最后阶段，比赛场面有些失控，国安队员的动作也开始大了起来，双方之间明显有斗气的迹象。隋东亮的脚跺向了辽宁球员的脚面、辽宁队臧海利踢向黄博文的脚算是还以颜色，而戴琳最后阶段的头脑发热，很难说不是这种斗狠情绪的蔓延，虽然他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此时球员的情绪已经接近失控，这时候的红牌，是不是为时已晚？ 在中超赛场上，作风勇猛往往被扭曲到极端，成为野蛮和暴力，这时候需要裁判在判罚尺度上加以校正和控制。但遗憾的是，像本场这样纵容恶意犯规行为、导致双方的注意力从踢球转向踢人的例子屡见不鲜。中国球员到了国际赛场，为什么总吃裁判尺度的亏，在中超被纵容难说不是原因之一。在中超回热之际，有关方面更不该再纵容这类有可能毁掉比赛的恶行，球迷希望看到的是精彩的比赛，而不是好勇斗狠的角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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