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自从职业化以来，转会制度也在不断变革。从最初的“拉郎配”式的转会到摘牌、倒摘牌，再到如今的所谓限价自由转会，几乎年年都有变化。纵观转会史上的三次重大改革，可以看到转会制度的规范之路依

　　1995年，黎兵以64万身价从当时还算甲A强队的辽宁队转会到广东宏远队，时隔12年后，又一名辽宁国脚徐亮以官方报价396万完成了“东南飞”，这一次他投奔了志在冲超的广州医药队。 虽然这两次转会的时间跨度长达12年，中国足协的转会制度也历经了三次变革，但是从转会的自由度来看来，一个轮回过后，球员获得的仍然是有限度的自由身，如果球员所在的俱乐部不同意放人，球员仍然走不了，这与12年前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

　　1994年-1997年 俱乐部用钱烧毁了自由转会

　　在中国足球的记忆中，真正意义上的拿钱买人的转会交易发生在1992年，当时在吉林省体工队为冰球运动员编制的姜峰酝酿转会当时国内足坛的老大??辽宁队，最终两个体工队在经过近两年的讨价还价后以7万5千元的价格成交。

　　姜峰转入辽宁队后的出色和姜峰转会的曲折经历都深深的刺激了中国足球，“姜峰事件”让中国足球的从业者认识到，制定一个转会制度让球员流动起来已经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于是在1994年底的成都金牛会议上，在这个号称是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上出台了中国足球史上了第一个国内球员转会细则。

　　在这个中国足球转会条例的原始版本中规定，球员转会市场全面放开，只要收购一方愿意支付转会费，而球员又愿意，原俱乐部不得阻挠。

　　精明的广东人在转会制度出台后就抢先下手，陈亦明从辽宁引进了黎兵、从四川引进了马明宇，在兵马二人的带动下，广东宏远队在那一年里打出多场漂亮的比赛，并最终打进四强。黎兵和马明宇广东宏远的表现给中国足球一个强烈的刺激，由于条例中明确规定，只要买家肯出线、球员又同意加盟，原俱乐部就不能阻拦，于是转会就成了富人争夺国脚的游戏。

　　此时国内球员转会迎来了第一个高潮期，“兵马入川”后，前卫寰岛连出重手，他们先是在1997年将高峰、姜峰、韩金铭、姜滨等人招至队中，第二年又网罗了彭伟国、符宾等国脚级球员。与此同时，其他舍得投入的俱乐部也纷纷出手，广州松日收购了当时的王牌射手高洪波和首届甲A联赛射手王胡志军、大连万达抢得了未来第一射手郝海东、谢峰转会深圳平安、庄毅转投北京国安、谢育新远走沈阳海狮。

　　由于转会的制度不够完善，很多俱乐部都采取了付签字费、给房子、开天价年薪的方式私下做球员的工作，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有些球员在原俱乐部拒绝放人后甚至会以过激的方式的进行反抗。最典型的就是“韩金铭事件”，1996年初韩金铭在广东宏远方面一套房子加年薪10万的诱惑下决定转会，但是天津方面的全力挽留让这位当时天津足球的大哥级人物勉强留了下来。不过，转会不成的韩金铭在天津队过得并不开心，甚至在一次中途被换下场后竟险些与主教练蔺新江大打出手。第二年，天津方面愉快的做出了放人的决定，而韩金铭也成为“钱喂”队的一员。

　　1998年-2004年 是非不断的上榜摘牌制

　　作为打击私下交易的应对方案，中国足协在1998赛季结束后推出了球员转会的上榜摘牌制度，即球员在规定时间内经原俱乐部同意提出转会申请，由于中国足协组织各俱乐部进行集中选择，力求避免球员与俱乐部过多接触，打击高薪挖墙角的行为。

　　然而在实践中，摘牌制遇到了空前的挑战，有的俱乐部将自己的球员挂出后被其他俱乐部摘走，而自己心仪的球员又没有摘到，于是就会以各种各样的借口让自己的球员撤牌；有的球员上榜并被摘走后，又在原来俱乐部的心理攻势下放弃了转会，并拒绝到新俱乐部报到；有的俱乐部在摘牌现场豪放出手，但是在商讨转会费时又无法与对方俱乐部达成一致。“宿茂臻撤牌事件”、“申思拒绝报到事件”、“彭伟军转会费风波”等一系列转会纠纷从摘牌制开始实施就一直贯穿着转会市场。

　　此外还有一些违背足球规律的现象也时常出现，一名球员与一家俱乐部眉目传情已久，但是摘牌过程中却被其他俱乐部“截杀”，而这样的截杀最终很可能会导致三方的利益同时受损，这就违背了当初实施转会制的初衷。

　　对于整个联赛来说，这种撞大运式的转会让运动员承担了太大的风险，转会市场也随之委缩。各队在无法将增强实力的希望寄托在内援身上时都把财力和精力放在外援身上，随之带来的问题就是各队过分的倚重外援，尤其是门将、中卫、后腰、前腰、前锋等关键位置几乎都由外援把持。

　　为了实现通过引进国内球员增强实力的目标，各队在引进球员时都颇费心思，先说服自己想引进的球员提出转会、球员上榜时还要说服原俱乐部、要引进球员的俱乐部再做通其他俱乐部的工作以避免摘牌时被中途“截杀”。引进一名优秀球员的程序变得越来越复杂，而引进的成本也水涨船高，1999年彭伟国从重庆隆金转会深圳平安的身价是235万元、2000年区楚良从上海申花转会到云南红塔的转会费就达到了497万、2001年上海申花引进曲圣卿付出的代价是550万的现金外加守门员刘建生、2002年祁宏从上海申花转投到上海国际的转会费更是达到了950万。

　　三方同意原本就可以做成一笔转会买卖，但是这个买卖合法化就必须履行上榜摘牌的程序，经过几年实践后人们发现所谓的上榜摘牌已经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于是足协又亡羊补牢的提出了自由人的概念，当各队的拥有自由人的数量从一个变成三个时，摘牌制已经名存实亡。

　　2005年-2007年 转会渐成球员清洗车间

　　“辛辛苦苦十几年，一朝回到解放前。”历经十几年的国内球员转会在经过一系列改革之后又回到职业化之前的状态，差别只是原来决定球员命运的是各省市的体工队，而现在是由各俱乐部说得算。

　　以2007年出现在国内转会球员名单上的540名球员为例，上榜球员除了前两个赛季就出现在转会名单上而无人问津的“清仓货”，就是被原来俱乐部所弃用的“清洗货”，一年一度的国内球员转会已经演变成了一年一次的球员大清洗。虽然山东鲁能的上榜名单由前国脚王亮领军、上海申花队的上榜名单中有“问题国门”刘云飞、大连实德队的上榜名单中也有尚在当打之年的王鹏，但是这三支中超豪门的上榜球员几乎清一色是在原来俱乐部中多余的人。

　　不过，在清洗球员时动作最剧烈的还是为生存而战的辽宁队，替补阵容中的朱锴、刘斌、曲东、王刚等人上榜原本不出人意料，但是郭辉、张永海、张海峰、刘阳等上赛季的阵中主力被挂牌出售显然是带有明显的清洗意图，变相降薪也好、为年轻人让位也好，对于这些上榜球员来说，一年一度的国内转会显然是给俱乐部对自己“带证行凶”的机会，而现行的国内球员转会制度却让这些球员无力反抗。

　　如果说辽宁队的上榜球员仅仅是面对清洗无力反抗，而榜上还有一些球员的处境更加悲惨，他们在原来的俱乐部难有出头之日，而自己一旦联系好了新东家还要不得不被原来的俱乐部狠敲竹杠，于是有人被迫放弃了俱乐部对自己的欠薪、有人甚至自己掏钱赎身。

　　无论是挂在榜上的“清仓货”，还是今年各俱乐部的“清洗货”，以这两个群体为主的上榜球员显然无法刺激买家的兴趣，转会市场波澜不惊显然不足为奇。于是我们在今年的转会市场上看到了这样的流向，鲁能、实德、申花等豪门弃将转向中超偏弱的球队、中超球员则涌向中甲球队去谋生，即使是因为转会费较高被认定了转会名单中的十大“标王”(转会费300万以上的11人)级人物，他们的转会也困难重重。

　　在“标王”级的11名球员中，辽宁的张永海、武汉的杨昆鹏、河南的吴昊都属于原东家假转会之机在薪水上做文章，这三人与“标王”王亮一样最终不得不以低于期望值的薪水留在原来的球队。同样在这个“标王”的阵容中，国际的李彦、实德的王鹏也因为转会费要价过高，最终很可能要留在原来的俱乐部。

　　在已经找到新东家的五位“标王”中，张树栋、郭辉两人是典型的“清仓货”、“清洗货”，结果年年喊价300万的张树栋被程鹏辉从延边带到了辽宁，郭辉在打折之后也以200万的身价转出，这个价格仅比三年前辽宁队从八一买进时低了30万。作为实力派的代表，标王中也有个别球员以接近自由转会的方式成功转出，不过，无论是已经成为金德队一员的国奥中卫赵铭、转投中甲的国脚徐亮，还是已经跟申花合练已久的国际门将张晨，新东家要想引进他们就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而这样转会只有有钱人面对穷人时才会达成协议。

　　个人能力已经被普遍认可的十大“标王”尚且如此，其他上榜球员处境之难可想而知，大部分上榜球员之后面对的就是下岗的命运，以前体工队时代他们属于被分配的球员，现在只要挂到转会榜上就大事完结毕了。那些颇具实力的被清洗球员，虽然他们的实力足可以找到新东家，但是敲竹杠的价格下找到肯花大头钱的俱乐部显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